一个诚实的人在回忆自己五天前的晚上做过什么时，通常会有所迟疑。


    他会弄错时间，混淆经过的房间，也可能忘记某件在当时毫无意义的小事。记忆不是账册，不会登记每一分钟，等着有人查账时交付。


    诺兰却记得一切。


    二月二十六日下午，埃利奥特治安官在小会客厅再次分开问询庄园里的所有人，我坐在一旁记录。轮到诺兰时，他甚至不需要思考，便完整复述了二十一日晚餐结束后的安排。


    “晚餐八点二十五分结束。”他说，“八点二十八分，塞巴斯蒂安先生在门厅找到我。八点三十一分，我陪他去了伯爵的卧室。他进去之后，我留在外间附近。九点十七分，塞巴斯蒂安先生从套房正门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听见花园那边有玻璃破碎的声音，才一同赶往温室。”


    埃利奥特抬头：“你记得每一个时间？”


    “门厅和伯爵卧室都有钟。”


    “八点三十一分，不是八点半？”


    “是八点三十一分。”


    “九点十七分，不是九点一刻？”


    “九点十七分。”


    诺兰的语气没有一点犹豫。


    我合上笔记。


    “二十一日晚晚餐吃了什么？”


    他看向我。


    “主菜。”我补充，“既然你记得这么清楚。”


    “烤鹿肉。”


    “配菜？”


    “土豆和洋葱。”


    “甜点？”


    诺兰顿了顿：“苹果布丁。”


    “是梨。”


    他沉默了。


    “记错甜点并不奇怪。”我说，“奇怪的是，一个连自己吃过什么都无法完全记住的人，却能记得塞巴斯蒂安在八点三十一分踏进了伯爵的套房。”


    “因为卢西娅小姐死了。”诺兰道，“那晚的时间自然格外重要。”


    “卢西娅被发现之前，你还不知道时间会重要。”


    “我习惯看钟。”


    “看来赫汀庄园培养了一位罕见的管家。既能管理仆人，也能提前知道哪些时间日后会被写进证词。”


    埃利奥特治安官在桌下轻轻踢了我一下。这大概是地方司法表达“暂时不要激怒证人”的方式，我接受了他的建议，至少接下来的半分钟没有说话。


    诺兰坚持自己的证词。


    埃利奥特翻回前几页记录。


    “那晚谁负责安排晚餐？”


    “我。”


    “你什么时候离开餐厅？”


    “八点二十五分后。我需要检查厨房的炉火，再安排第二日的早餐。”


    “谁能证明？”


    “厨房里的仆人。”


    “你亲自安排了什么？”


    “检查银器、清点酒窖送来的酒、确认伯爵卧室的热水已经准备妥当。”


    “这些事情都由你亲自完成？”


    “重要的事情，我习惯亲自检查。”


    “那么，塞巴斯蒂安进入伯爵套房后，你为什么一直守在外面？”


    “因为先生吩咐过，不要让仆人打扰。”


    “谁吩咐的？”


    “塞巴斯蒂安先生。”


    “他进门前？”


    “是。”


    “你们在门厅说了什么？”


    “他问伯爵是否已经服药。我告诉他，莫雷医生正在卧室里。”


    “然后呢？”


    “他让我陪他上楼。”


    “他有没有说自己要探望父亲？”


    “没有必要说。那是他的父亲。”


    “那么，你是否能证明他进去以后做了什么？”


    “不能，我守在门外。”


    “你有没有离开过？”
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有没有人能证明你始终守在那里？”


    诺兰没有回答。


    我看向埃利奥特。


    “看来这份证词并不像它最初听起来那么完整。”


    诺兰的手指在膝上轻轻交叠。


    “我没有理由替任何人撒谎。”


    “理由往往是最容易被人藏起来的东西。”我说，“尤其当一个人把忠诚当作职业的时候。”


    埃利奥特又看了我一眼。我决定暂时不再帮助他扩大问询范围。


    随后是莫雷医生。他说晚餐结束后便去了老伯爵卧室，伯爵当晚胸闷、呼吸急促，需要有人守在床边。八点四十分左右，医生让男仆送来热水。八点五十分，他又给伯爵用了一次药。


    “塞巴斯蒂安什么时候进入套房？”埃利奥特问。


    莫雷医生摘下眼镜，擦拭镜片：“我没看见他进来。”


    诺兰站在房间另一侧，脸上的神情没有变化。


    “他在里面待了四十六分钟。”埃利奥特说。


    “也许待在外间。”


    老伯爵的套房分为三部分：最外侧是会客用的起居室，中间是更衣间，最里面才是卧室。诺兰陪同塞巴斯蒂安进入的是最外间，而莫雷医生一直守在卧室。


    “塞巴斯蒂安有没有到床边看望父亲？”我问。
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有没有与你交谈？”
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你听见过伯爵与他说话了吗？”


    “也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那你能证明他在那四十六分钟里一直留在套房吗？”


    “不能。”


    “你能证明他没有进入卧室吗？”


    莫雷医生顿了一下。


    “我只能说，我没有看见。”


    诺兰终于开口：“我亲眼看见塞巴斯蒂安先生进去。”


    “你亲眼看见他一直留在里面？”我问。


    “我一直守在走廊。”


    “正门走廊？”


    “是。”


    “套房只有一个出口吗？”


    诺兰犹豫了下。我从他的迟疑中得到的答案，显然比话语更快。


    老伯爵的套房位于主宅东侧。正门通向二楼画廊，另一扇门则隐藏在更衣间的挂毯后方。门后是一段狭窄的楼梯，向下通往伯爵过去使用的旧书房，再经过横廊，便能直接进入西翼。


    那段楼梯原本供伯爵避开仆人出入，老伯爵病重后，已经很少使用。我们前去检查时，积灰的台阶上留有新近的脚印，大概是成年男子的皮靴，楼梯扶手上还有一道新擦出的痕迹。


    我让诺兰取来旧修缮图，带我们走完能进入的部分。庄园供日常出入的侧路只有两套：楼下的服务横廊，以及眼前这套家族楼梯。后者中段分往西塔，法律办公区外另有短横廊，接塞巴斯蒂安的书房和衣帽间。档案室与抄写间之间也有旧服务门，直接开在同一办公区。


    埃利奥特将各门逐一编号。西塔上层出口当时未开，我们把位置留待核查；除此以外，诺兰确认没有第三套交通路线。


    埃利奥特看向诺兰：“你知道这里有第二道门。”


    “知道。”


    “为什么刚才不说？”


    “您问的是我有没有看见塞巴斯蒂安先生从走廊离开。他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这种回答在法庭上通常被称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
    诺兰没有看我：“如实回答。”


    “在法庭上或许如此。在别处，人们使用一个更短的词。”


    “维斯珀先生。”埃利奥特提醒。


    “谎言。”我说。


    埃利奥特叹了口气。看来他的提醒未能取得预期效果。


    “你一直知道这道暗门由谁使用？”我问诺兰。


    “过去由伯爵使用。”


    “最近呢？”


    “我不清楚。”


    “你负责管理这座庄园，连通往主人卧室的暗梯最近有没有人使用都不知道？”


    “我负责维持庄园的日常秩序，不负责监视每一夫的名字仍位家族成员。”


    “那么你至少知道，谁能够在你守着正门时从另一条路离开。”


    从伯爵套房到西翼起居室，快走只需要三分钟。若是发出三次灯光信号，再沿原路返回，总共不会超过十分钟。


    塞巴斯蒂安拥有足够时间，也拥有一名愿意替他守住正门、却对第二条路保持沉默的证人。


    我转向莫雷：“有没有听见外间有人说话？”


    “我听见过脚步声。”


    “几个人？”


    “不能确定。”


    “什么时候？”


    “大概九点左右。”


    “为什么没有写进你的记录？”


    “因为脚步声不属于医疗记录。”


    我看着他。


    “莫雷医生，医疗记录通常只记载与病人有关的事情。这我明白。但如果有人在病人接受治疗期间进出房间，而你无法确认是谁，至少应该保留一份准确的时间记录。”


    “我没有听见争吵。”


    “我没有问你是否听见争吵。”


    “我也没有看见塞巴斯蒂安。”


    “你已经回答过了。”


    莫雷医生似乎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，低下头，重新整理了一下袖口。


    我没有继续追问。


    他与诺兰的证词存在一个共同点：两个人都能证明自己在某个时间段内待在特定的位置，却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所说的整个过程。


    诺兰守在套房外，莫雷留在卧室里。


    两个人都没有看见塞巴斯蒂安在外间做了什么。


    但这并不能说明塞巴斯蒂安一定离开过，也不能说明他一定没有离开。


    埃利奥特看着我写字。


    “你认为他们串通好了？”


    “我认为他们的证词不够完整。”


    “诺兰替塞巴斯蒂安证明他进了房间，莫雷又证明他没有进入卧室。”


    “也可以说，他们刚好都没有看见最重要的部分。”


    我转向诺兰。


    “你刚才说，晚餐以后还安排了厨房和酒窖的工作？”


    “是。”


    “当天的工作记录在哪里？”


    “在我的房间。”


    “谁负责保管？”


    “我。”


    “其他人能查看吗？”


    “未经允许不能。”


    “伯爵、塞巴斯蒂安和克罗夫律师呢？”


    “他们可以。”


    “莫雷医生呢？”


    “他不负责庄园事务。”


    “但他经常需要查看伯爵的用药安排。”


    “医疗记录由莫雷医生自己保管。”


    “那么，庄园的日常工作记录和伯爵的医疗记录，分别由你们两个人保管。”


    诺兰点头。


    “有没有可能有人在事后修改过记录？”


    “我不认为。”


    “你检查过吗？”


    “我没有理由怀疑它们。”


    “这不是我问的问题。”


    诺兰终于抬起眼睛。


    “没有逐项检查。”


    “稍后请把二十一日的工作记录交给治安官。莫雷医生，也请提供当晚的用药记录。”


    “您怀疑有人动过我的记录？”莫雷问。


    “我怀疑任何一份未经核对的记录，尤其当它可能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机会进入温室时。”


    莫雷还没回答，诺兰却先开口：“伯爵的私人医疗记录涉及家族隐私。”


    “卢西娅死在你们的庄园里。”埃利奥特说，“现在已经不是讨论隐私的时候了。”


    随后，我们去书房找塞巴斯蒂安。


    他正在翻看从柯林镇带回的文件。那只黄铜包角的皮箱放在桌边，黑色外套则搭在椅背上。


    埃利奥特将诺兰的证词与套房暗门一并告诉他。


    塞巴斯蒂安合上文件：“所以？”


    “你二十一日晚并不一定留在父亲房间。”埃利奥特说。


    “我也没有说自己一直待在卧室。”


    “你说去陪伴父亲。”


    “我去了。”


    “莫雷医生没有见过你。”


    “我在外间坐了一会儿。父亲正在接受治疗，没有必要进去打扰。”


    “你从暗门离开过吗？”
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有人能证明？”


    “诺兰。”


    埃利奥特的神情变得相当难看：“诺兰只能证明你进了外间。”


    “那您希望我如何证明自己没有从一扇门离开？在每个出口安排一个证人，或者预先邀请治安官随行？”


    “我只希望你分清，诺兰没有看见你离开，与他能证明你始终在场，是两回事。”我说。


    塞巴斯蒂安将手里的文件放回桌面。


    “您仍然没有证据证明我离开过。”


    “不错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需要知道，诺兰为什么不愿主动说明那道暗门，以及那晚谁负责看管它。”


    我走到书桌旁，拿起那只箱角包着黄铜的文件皮箱。塞巴斯蒂安没有阻止，只在我打开前提醒：“里面是家族文件。”


    “我今天已经听过这句话。”


    “有些涉及客户与家族的隐私。”


    “克罗夫律师的文件箱也使用这种样式吗？”


    “奥德维尔大多数事务所都这样。”


    箱内放着账目、地产契约和数封未拆开的信，没有乌头，没有亡者来信，也没有与卢西娅有关的物品。内衬是暗绿色绒布，与我们发现的黑色纤维不符。


    我将箱子放回原处。


    “满意了吗？”塞巴斯蒂安问。


    “失望更多一些。”


    “因为没有找到毒药？”


    “因为你似乎准备得太干净。”


    他微微笑了一下：“如果找到东西，您会认为我是凶手；没有找到，您又认为我提前清理。维斯珀先生，这不像调查，更像一种已经决定结果的仪式。”


    “你说得对。”


    这一次，轮到他短暂地怔住。


    “所以我不会因为箱子里什么也没有便指控你。”我继续道，“我只关心二十一日晚八点三十一分到九点十七分之间，你究竟去了哪里。”


    塞巴斯蒂安的笑意消失。


    “我说过，我在父亲的外间。”


    “整整四十六分钟，没有见父亲，没有与医生交谈，也没有让任何人进去送茶。”


    “我需要独处。”


    “偏偏选择一间拥有第二个出口的房间。”


    “这是我的家。”


    “卢西娅大概也这样认为。”


    他站起来。


    塞巴斯蒂安比我略高，他站起身靠近了些，这种平静或比愤怒稍有压迫感。他没有提高音量，语气依旧礼貌：“不要用她来激怒我。”
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因为你仍然把她当成姐姐，还是因为你已经用她的死买过一次平静？”


    埃利奥特从后方走近一步。


    塞巴斯蒂安看见了，却没有退开：“您若有证据，就逮捕我。没有，就不要假装自己已经知道答案。”


    “我确实还不知道。”


    我与他对视。


    “但你知道。而且你宁愿让所有人相信自己杀了卢西娅，也不肯说出那四十六分钟里做过什么。”


    塞巴斯蒂安转身看向窗外：“问询结束了吗？”


    埃利奥特道：“暂时。”


    我们离开书房时，克罗夫正站在走廊另一端。


    他的脸色不太好，手里抱着几本旧账册。看见塞巴斯蒂安关上房门，他压低声音问：“你们发现什么了？”


    “塞巴斯蒂安没有不在场证明。”埃利奥特说。


    克罗夫沉默了一小会儿：“我原本不想提。”


    “通常这样开头的话都值得一听。”我说。


    “二十一日晚大约八点四十分，我从图书室出来，准备去书房取一份地产契约。经过西翼附近时，听见有人走动。”


    “看见是谁了吗？”


    “没有。走廊没有点灯，只看见一道影子。”


    “身高？”


    “很高。”


    “衣服？”


    “深色。”


    “是否携带黄铜包角的文件箱？”


    克罗夫看了我一眼：“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戴戒指吗？”


    “我没有看清手。”


    这是一个与旅店女侍同样模糊的轮廓。


    “为什么现在才说？”埃利奥特问。


    克罗夫抱紧怀中的账册。


    “我不希望因为一个不确定的影子指控任何人。”


    这句话相当谨慎，也相当符合法律从业者的习惯。


    “你当时在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
    “整理旧账。”


    “账册一直在你那里？”


    “正式账目由我负责保管。诺兰安排存放，伯爵与塞巴斯蒂安也可以调阅。”


    “十八年前的账册呢？”


    “同样如此。”
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现在把它们带来？”


    “因为你们一直在问克莱门特的钱去了哪里。”


    他把账册交给我，最上面一本的封面已经开裂。


    “这里面或许有你们需要的东西。”
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愿意交出来？”


    “因为有人已经死了。”


    “十八年前也有人死了。”


    克罗夫没有回答，只说自己晚餐后回到图书室整理文件，期间曾经离开过一次，去书房取一份地产契约。至于具体时间，他记不清了。


    “有没有人看见你？”
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你是否见过塞巴斯蒂安？”


    “晚餐后没有。”


    “见过诺兰？”
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
    埃利奥特将问询记录合上。


    “今天先到这里。”


    他离开后，埃利奥特低声问我：“相信他吗？”


    “一半。”


    “哪一半？”


    “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真的。至于他为什么选择在现在说，属于另一半。”


    诺兰始终坚持，他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。可那道通往西翼的暗门，以及精确到分钟的证词，足以使他的忠诚更加昂贵，却不足以让证词获得应有的分量。诺兰能证明塞巴斯蒂安走进了外间，也能证明他从正门离开。但在这四十六分钟里，除了诺兰自己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证明他始终守在那里。


    而塞巴斯蒂安留下的那段空白，正好覆盖了灯光信号出现的时间。


    但在我弄清这几份证词之间的关系前，我不打算让那段空白吞掉所有其他问题。


    很多人误以为不在场证明是为了证明一个人在哪里。


    其实并不总是如此。有时它唯一能证明的，是一个人究竟有多希望我们不要知道，他当时在哪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