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下午，贺知舟去医院传达室拿快递。


    他在急诊科订了一箱速溶咖啡，王涛帮他签收的，但放在了传达室没拿。


    传达室的老吴坐在窗户后面，桌上堆着一摞包裹和信件。


    “贺医生，你的快递在右边那一堆里，自己找。”


    贺知舟翻了两下，把那箱速溶咖啡拎出来。


    他要走的时候，老吴在后面喊了一声。


    “等一下，还有你一封信。”


    贺知舟转过身。


    老吴从桌上一堆信里翻出一个信封递过来。


    深蓝色的信封，国际邮件，上面贴着好几张花花绿绿的邮票。


    贺知舟接过来，看了一眼邮戳。


    柏林。


    他拿着信封站在传达室门口，没动。


    老吴在里面抬头瞄了他一眼。


    “贺医生，国外寄来的？”


    “嗯。”


    “你在国外有朋友？”


    贺知舟把信封翻过来，背面没有寄件人地址，没有名字。


    “认识的人。”他说。


    他夹着速溶咖啡的箱子，拿着信封，走回急诊科。


    值班室里没人，王涛去抢救室了。


    贺知舟把咖啡箱子放在地上，坐在行军床边，拆开信封。


    里面有一张照片和一张白色的纸，纸上手写了一行字。


    照片是一栋建筑的外景，灰白色的外墙，正面有一排长窗，窗框是深绿色的，楼前的草地修剪得很整齐，草地边上有一棵老椴树。


    贺知舟认得这栋楼。


    Charité医院外科中心，柏林。


    他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没有标注。


    他又看那张纸。


    字迹用的是蓝色墨水钢笔，笔画有力但不张扬，写的是中文：你的办公室还在，植物我帮你浇着。


    贺知舟拿着那张纸，坐了很久。


    走廊里有护士经过，脚步声远了又近了，近了又远了。


    他把照片拿起来，凑近了看。


    照片拍的角度是从楼对面的街道，能看到二楼从左数第三扇窗户。


    窗台上有一个绿色的影子。


    文竹。


    他师父送的那盆文竹。


    他离开的时候那盆文竹已经开始黄叶了，窗台上积了一层灰，他走得急，什么都没带，电脑里的资料格式化了，抽屉里的东西清空了，只有那盆文竹他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留在了窗台上。


    三年了。


    有人一直在替他浇水。


    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，王涛探进半个脑袋。


    “贺哥，抢救室来了个酒精中毒的，你来不来？”


    贺知舟把照片和纸张塞回信封，放在枕头底下。


    “什么程度？”


    “喝了一斤半白酒，呕吐，意识模糊。”


    “洗胃了吗？”


    “正在准备。”


    “纳洛酮推了没有？”


    “推了零点四毫克。”


    “先观察十分钟，不清醒就再追加零点四。”贺知舟说，“胃管插了没有？”


    “插了，正在引流胃内容物。”


    “行，你盯着，有变化叫我。”


    王涛的脑袋缩回去了，门带上了。


    贺知舟坐在床边，手搭在枕头上，指尖碰到了信封的边角。


    他没有再拿出来看。


    过了十几分钟，他站起来，走到床头柜前，拉开最底下那层抽屉。


    抽屉里已经有四个信封了，颜色不同，大小不一，但规格都差不多，全是国际邮件。


    最早的一封邮戳日期是一年前，第二封是九个月前，第三封是半年前，第四封是三个月前。


    现在是第五封。


    每封信里都只有一张照片和一两行字。


    第一封的照片是Charité外科中心的走廊，字写着：走廊重新粉刷了，你以前嫌的那个颜色换掉了。


    第二封是柏林动物园的大门，字写着：园里新来了一对熊猫，你以前说想去看的。


    第三封是一家越南粉店的门头，字写着：你常去的那家粉店换了厨师，味道不如以前了。


    第四封是施普雷河边的一张长椅，字写着：河边的椅子还在，油漆剥了，没人补。


    贺知舟把第五封信放进去，和前面四封摞在一起。


    五个信封，整整齐齐。


    他看了两秒，关上抽屉。


    信从来没有署名。


    但他知道是谁寄的。


    整个柏林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喜欢吃越南粉，知道他嫌走廊颜色难看，知道他窗台上有一盆文竹。


    他从来没有回过信。


    不是不想回。


    是回了信就会有回信的地址，有了地址就会有痕迹，有了痕迹就会有人顺着这根线摸过来。


    他不能让这根线连上。


    不是为了自己。


    手机响了，王涛的电话。


    “贺哥，酒精中毒那个清醒了，吐了一地，护士喊你过去签医嘱。”


    “来了。”


    贺知舟把抽屉推严实，站起来，推开值班室的门。


    走廊里的灯白亮亮的，消毒水的气味淡淡的，远处抢救室传来护士的说话声和推车的轮子声。


    他往抢救室走。


    走了两步，停了一下。


    他回头看了一眼值班室紧闭的门。


    门后面，抽屉最底层，五封没有回信的信安安静静待着。


    三年了，每三个月一封，从没断过。


    寄信的人从不催促，从不追问，从不要求他做任何事。


    只是告诉他，柏林的一切都还在。


    他的办公室还在，他的植物有人照看，他走过的路还是老样子。


    好像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，随时可以回去。


    贺知舟转过头，往抢救室走。


    脚步声在空走廊里回荡，一下一下，不快不慢。


    王涛在抢救室门口等他，手里拿着一张医嘱单和一支笔。


    “贺哥，你脸色不太好。”


    贺知舟接过笔，在医嘱单上签了字。


    “昨晚没睡好。”


    王涛看着他。


    “你什么时候睡好过？”


    贺知舟把笔还给他，走进抢救室。


    王涛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越来越怪了。”


    抢救室里，酒精中毒的患者已经清醒了，躺在床上骂骂咧咧，身上的病号服沾了呕吐物的痕迹，护士正在给他换输液瓶。


    贺知舟走到床边，拿起一盏手电筒照了照患者的瞳孔。


    “能认出我几根手指？”


    患者看了一眼他举起的手。


    “三根。”


    “哪只手？”


    “左手。”


    贺知舟把手电筒放回口袋。


    “意识恢复了，继续观察两小时，没异常就转普通病房。”


    他转身走出抢救室，王涛跟在后面。


    “贺哥，晚上吃什么？”


    “不饿。”


    “你中午也没吃。”


    贺知舟走回值班室，在行军床上坐下来。


    他的手习惯性地伸向枕头底下，碰到了信封的边角，顿了一下。


    手指停了两秒，然后移开，拿起了旁边的游戏机。


    屏幕亮起来，上次的游戏还停在暂停界面。


    他按了继续。


    游戏机里传出模拟的枪声和爆炸声，很小，刚好能盖过走廊里的脚步声。


    王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

    值班室里只剩下游戏机的声音，和窗外偶尔驶过的救护车鸣笛。


    贺知舟盯着屏幕，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动着。


    枕头底下的信封静静地待着，深蓝色的一角露在外面。


    他打完了一局，看了一眼分数，把游戏机放在胸口。


    天花板上的水渍暗了，没有光照的时候看不清形状。


    他闭上眼。


    柏林和江城之间隔了八千公里。


    八千公里外，有人在替他浇一盆文竹。